追咬自己尾巴的人

云也退2020-09-21 17:39

(图片来源:东方ic)

云也退/文

一个讲德语的汉学家,点一把火把自己连同他那个有两万本藏书的书房一起烧了,在火光之中发出了此生最放肆的大笑……读过小说《迷惘》的话,绝不会忘记这一结尾画面。《迷惘》之前的小说曾有以书呆子、穷书生为主角的,却很少有彼得··基恩那样的人物:知识渊博,藏书成癖,性格古怪。他的死是一连串意外的结果——有包括他太太在内的一系列恶人骗了他,可又像是命中的必然。他自焚而死,给人的感觉既非悲哀又非快意,而是不绝如缕的困扰。

作为小说家的埃里亚斯·卡内蒂就是教人困扰的。在他的作品里极少爱和温情,也见不到怜悯,却充满了讥讽、挖苦和揭露。《迷惘》一书不容易读,调子阴沉,情节怪异,有时好几页都没对话,可是一出现对话就漫长到磨人的耐心。最关键的是,彼得·基恩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坐困书城,固执傲慢,两耳不闻窗外,这算是个罪过的话,那么他获得的惩罚——他娶了个贪心的丑太太,被她和姘夫一起赶出家门,他的书被人劫走、卖掉等等——就实在太严厉了。

可是卡内蒂一向如此,他把人看作一个个只有本能而缺少思考能力的生物,他们一意孤行地奔着针对他的审判而去,其间没有周转缓和的可能。有时候,这会让人联想到旧约圣经里的上帝(卡内蒂本身也是犹太人),不仅降罪的时候从来不眨眼,而且,仿佛就是因为他的无情,才震慑到了那些人类,让他们频频地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偏执。这样的人类当然是配不上他的怜悯的。他有一本小册子,叫《耳证人》,它被称为“警句集”,那里面都是一些偏执的人物,被性格所迫,或是因为习惯,而做出一些极为不自然的举动来;《迷惘》的叙事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是僵硬的,不管你是学富五车还是不学无术,都不可能通过学习而成长。

《迷惘》的成书,有一些极有趣的背景,都是卡内蒂在他的回忆录里陈说的。他这三卷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无论作为文学还是作为历史记录,都很有价值。据他讲,《迷惘》是在大学毕业后,在他的临时住所中写成的,那间房间里挂着格吕内瓦尔德阴森的大作《伊森海姆祭坛》,画中那些扭曲的人脸“用自己来折磨别人,也需要有人来遭受折磨”,而书房的窗户边,则能遥望见一座山城施泰因霍夫,以及城中的疯人院,他“设想那里有一个病房,我的人物最终会在那里聚集起来”。

这是些怎样的人物呢?有厌恶尘世、幻想离开地球的人,有挥霍无度的人,有宗教狂热者,有收藏家,有一个“死亡的敌人”,还有那个学者书痴。他计划把这些人各写一个小说,一共组成八本一个系列,按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思路,统称为“疯子的人间喜剧”。

可是最后那另外七本都没有写成。我猜想,这是因为《迷惘》已经终结了一切,他自己也知道,若能写出第二本,主角怕也是一样的结局,只是换一种死法。

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笔记。

眼前的这本《人的疆域》便是他的笔记总集,时间跨度为1942-1985年。事实上,笔记的内容同所属年份的关系不大,因为卡内蒂是个读书狂人,而读书心得常常是无关一时一地的环境的,甚至与心境都不太相干,而卡内蒂又一向保持那么一种警觉而尖锐的状态,专注于自己的“心流”。

卡内蒂还非常在乎世故的娴熟,它能表现他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想法洞若观火,尽在掌握。这种本领,据他自己所说,是从小修炼的结果:他从小就熟悉大人的一些古怪举动。例如,他的外公会笑嘻嘻地问四岁的他:“你更喜欢爷爷,还是更喜欢我?”当卡内蒂犹豫了半天,才回答“都喜欢”的时候,外公朗声地笑着说:“更虚伪”,因为外公明明知道,家里人上上下下都对风趣而有魅力的爷爷更有好感。

又比如,他在二岁时曾随家人在捷克小住,每天早晨,当小保姆抱着他出门时,总会有一个男人走上来,要他伸出舌头,拿刀顶住,比划一番,仿佛要割掉,最后却扔下一句“明天再说吧”走人。他被吓得不轻,却又莫名其妙,过了十年,他才明白那个男人是小保姆的情夫。

他的回忆录的第一卷《获救之舌》,正是得名于这个舌头的轶事。在此卷中,他和母亲的对手戏便早早地展开了,一直延续到第三卷《眼睛游戏》中母亲去世。卡内蒂说,母亲喜读莎士比亚,爱谈瑞典最出色的戏剧家斯特林堡,爱谈维也纳的国家剧院(他母亲就是在维也纳与他父亲相识并结婚的,两人都热爱文艺),但他却意识到,母亲的用意是吹嘘自己的出身。他尖刻地说:“在这热情追求的广博知识和不断滋长的傲慢的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觉察出有矛盾存在”——这个看法大概率是他后来才形成的,可是他却乐于含糊其辞,让人误以为他少年时就已看透了这些。

他从未“纯粹”地回忆过童年的事情。读者常常分不清,他是要回忆呢,还是要揭穿一个人。在笔记里,他有一句坦言:“我没兴趣准确地描写我认识的人,我只感兴趣准确地夸张他们。”——他承认自己“夸张”了,可是“准确地”三个字又说明了他的自律,他不允许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漫画师那样,在还没有抓住人物特点的时候就恣意扭曲他的五官。就这点而言,他是大大受了卡尔·克劳斯的影响的。

卡内蒂的回忆录常被视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和中欧文化圈“众生相”的生动记载,但这个定性却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卡内蒂通过把这些人纷纷描绘成虚荣心十足的小气鬼,表现出自己那绝非“易与之辈”的个性——他的洞察癖,他对人之卑微本质的笃信,他的绝不放弃揭露、也绝不宽恕一个人的缺陷的习惯,尤其是对詹姆斯·乔伊斯和布莱希特这等大牌人物,他更是屡有苛酷的描绘。一个最好的场面,就是1935年,卡内蒂为他的剧本《虚荣的喜剧》举行了一个朗读会,乔伊斯也到场,这部戏描绘了一个奇怪的社会,它禁绝镜子和摄影,结果被满大街疯狂的群众(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样子)弄到瘫痪。戏的寓意很深。乔伊斯在中场休息时就走了,临走时对卡内蒂说了句怪话:

“我用一把直刀刮脸,不需要镜子。”

回忆录里提到的那些人物,在卡内蒂的笔记中是极少出现的;笔记与其说是他锤炼讽刺技能的地方,不如说被他用来自省——众多的“他”,其实是他在描绘镜中的自己,或者说一个个可能的自己。以我之力,笔记中繁多的主题无法尽述,但他提到死亡的次数之多却让我难忘。他曾说,自己不屑于去憎恶那个吓唬他、要割他舌的男人的邪恶,因为“我真正厌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的敌人:死亡。”

是的,卡内蒂的苛酷是有限度的,他明确承认,一想到死亡,自己就对一切人的缺点都表示释然。死亡是一切人共同的敌人,无论人与人之间有何等的优劣差异,在它的面前都可以同气相求。此外还有更多更玄奥的话:

“我们之所以要作恶,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死。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死期,人会更坏。”

“从不奉承死亡,就是我的个性和骄傲。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时极少时候,也会渴望死亡,但不可能有人能听到我对死亡的赞美,我从未在死亡面前低过头,我从未认可它或洗白它。”

“死亡是一切丑恶的根源,这难以理解的难题,把一切都纠缠在一起,变成解不开的结,而无人敢击碎这个死结。”

“不管我在哪里真正的恨过,死亡都不曾有一次带走我的仇恨。也许这也是一种不承认死亡的形式吧。”

如此种种,如能找到一条核心的想法,那就是一个人的思考、评论,都应当站在反对死亡的立场上进行。这并无唱高调之嫌。卡内蒂绝对严肃地认为,思想和写作,只有在拥有反对死亡这一指向后,才能具备一种高尚的凝重感。不过,反对死亡,也无需“向死而生”,免得多余的壮烈感伤害了应有的冷峻。在一条以“他”开头的笔记里,卡内蒂明显是在解剖自己:“他很骄傲自己对所有人的怜悯,不仅是他家人或某些国家的人。因为他觉得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一样的,他自己也要这样做。”

我们都会认可一点,即,是死亡才让美与善成为有价值的。那些不可能永远存在的东西才会引起我们的审视和珍惜。不过卡内蒂完全偏于智性,同他争论死、美与善之间具有感性意义的关系是无用的,这不在他的思考层面上。他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的邻人。”这是针对犹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训导“爱邻人”的纠正:“爱邻人”所提出的是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论,“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免空疏、虚伪,像是出自那些社会空想家之口。而事实上,他是以关心每个人的生死为由,把那些他不想关心的东西(比如最明显的——爱与性的激情)排除出考虑的范围;同时,正因为不可能关心到世上每个人的生死,他这话又明确表露了一种虚无主义。

同他的虚无相辩驳,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在世人身上,他能关心的并非生死,而是一个锁定了他二十年心力的题目:群众。从1935年出版《迷惘》之后,一直到1959年,他都没有出版什么新作,他说,这些年他一直在埋头于《群众与权力》的写作,为了这本书,他还疏远了不少关心他的朋友,因为他们等得不耐烦了。

《群众与权力》是一本极其驳杂的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断言多而严密的论证极少,有时特别写意,有时又展露出一种尼采式的“快乐的科学”的味道。在他的笔记里,群众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题目,我找出了这样一段话:

“少年不屈从于每个印象,目的是不为任何事着迷。他们做得对吗?他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更自然?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下一代的先行者吗?他们是唯一那批想摆脱圣经的上帝的人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想,假设我们并不知道,即使是他们也会变成群众,变得像我们一样、像过去的所有人一样不可挽救。”

值得在这番话面前如坐针毡。他所说的少年是纯粹的少年,高标格的少年(“不屈从于任何印象”),他所讲的群众也是万劫不复的群众。卡内蒂通过童年时看到的一场火灾,以及青年时在柏林和维也纳目睹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打砸抢,沉思人群聚集时的种种面貌;他又是个中欧的犹太人,曾为了躲避反犹和二战而费心谋取签证,差一点来到上海,对于反犹运动的暴民现象,他也是深有体会。他素信一点:人都会从倔强的少年变成麻木的群众。然而,他又不是那种喜欢大谈“群氓现象”的人;他是从群众内部观看他们的,他用多大的力量挖苦群众,就以多大的力量来审视自己,并用类似“这个可怜人为人们所钦佩,因为他永不忘记自己”这样的话,去质疑这种作为姿态和表演的审视行为。

“假设我们并不知道,即使是他们也会变成群众,变得像我们一样、像过去的所有人一样不可挽救。”——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这里有一种礼节性的保留,一种客气的迟疑,就好像一个参加满月酒宴的人,没有指着婴儿说出“他也会变老的”这样的话那样。他把自己也包括进了“群众”之中,这是彻头彻尾的自嘲,须知他一向是以比谁都聪明自居的。但即使如此,即使他只是习惯性地不放过自己,如我这样的读他的书的人,也会感到强烈的刺痛,甚至动容。

要在他的作品前动容,实在是不容易的。这位观察人世的渔猎高手总在让鱼群颤抖。然而一个不留神,卡内蒂自己也扭身闪进了鱼群里。正当我绞尽脑汁地思考,应该如何描述他的写作风格时,他在1977年的一条笔记闪了出来:

“你的笔记有一副特殊的语气,就仿佛你是个经过过滤的人。”

所以,不需要索解了。他追踪着他自己;作为一个一再被观察的书痴,一个有教宗情结的反宗教人士,一个与群众密接的绝对的不合群者,他从未放弃追咬自己的尾巴。他追咬,他盯梢,他要看清楚自己所下的钓钩并期待被其中之一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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