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学的叛逆

刘刚2020-09-21 17:12

(图片源于网络)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泰州学派里,还有一个不怕死的人,那人就是李贽。

李贽同汤显祖一样,两人都是罗汝芳的弟子,而何心隐与罗汝芳同在颜钧门下,所以,心隐也算是李贽和汤显祖的师长。心隐死后,李贽作《何心隐论》悼念他。

汤显祖和李贽,同为泰州学派第四代传人,但李贽年长,对汤显祖明显有影响,不过,汤显祖之所以尊李贽,却并非由于李贽年长,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比如,李贽的《鬼神论》,就被汤显祖嵌入《还魂记》中。

李贽与利玛窦的交往

李贽写《鬼神论》时,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已刻于南昌,他应该读过。这样,就可以把《鬼神论》看做对《天主实义》的一个回应。

《诗经·生民之什》讲述周先人的诞生源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说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孕,生了后稷。那时“知其母,不知其父”,生子非以男女之道践履,而是由鬼神来开启,如耶稣生于“圣灵降孕”。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也用了中国先秦古经古礼的鬼神论。

《鬼神论》中,李贽说道: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孙也。只此一句,便石破天惊,他居然以天子为鬼子,谁敢如是说也!李贽认为,连周公都不忌讳《诗经》所云周祖诞于鬼神,还以为是祥瑞,而后世之人,却一改周公立场,都讳言鬼神,那是因为他们早已不知鬼神的本来面目和情形,已不再敬鬼神。

谈到“敬鬼神”,李贽没有直奔墨学“天志明鬼”,而是用了周孔之教来诘难朱熹,针对朱熹说的“天即理也”,他问,以天为理是可以的,但说祭天就是祭理,可以吗?针对朱熹说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他又问,以鬼神为良能是可以的,然而说祭鬼神就是祭良能,可以吗?把天变成理,把鬼神变成气,说说可以,一祭祀就露馅了。

祭祀,必要有个人格化的对象存在才能进行。祭天,要有上帝,祭祖,要有鬼神,“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把祭祀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可除了上帝和鬼神,你还能祭什么?理和气能祭吗?不能!不能做国家头等大事,还能成为国家头等学问吗?不能!可理学为什么能作为国学而“定于一尊”呢?李贽这一问,就是想舍得一身剐,要把理学拉下马。

也许有人要问,国家为什么要把“祭祀”当作头等大事呢?这是因为,祭祀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和一种文明传承方式,可以保持现实世界同过去世界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提供了国家存在及其权力正当性的依据。此外,它还为现实世界通往未来世界,提供了一种国家主义政治文化的心灵愿景和信仰图式。

李贽从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文艺复兴的宫廷气象里,看到了这样的祭祀:圣诞节、复活节、礼拜日……这样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几乎每天都是敬神的日子,基督教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就在基督徒日复一日的敬神里,各国君权神授,都得教皇来加冕,即如当今民选的国家元首就职时,也少不了要向《圣经》宣誓,这也算是一种国祀。李贽认为,理学不知敬鬼神,把国祀都丢了,头等大事没抓住,还讲个什么“理”?

李贽与利玛窦交往,并非由于《天主实义》,而是因为《交友论》。尽管《天主实义》对李贽有影响,但那影响是一种间接提示,是一种隐性启发,而《交友论》则是直接共鸣。利玛窦哪能想到,《交友论》一纸风行,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使他一举成名。利玛窦哪里知道,在他之前,已有前浪何心隐曾以“天地之交”论交友,这才有他以后浪乘势而起。

《交友论》作于南昌,1595年就已写成,四年后李贽才读到,一次偶然机会,李贽与利玛窦在南京相遇,访其居处,题赠诗扇云“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看来还是把利当作释道人物,尚未言及天主、耶稣,利玛窦回访,赠李贽《交友论》。

此论用中文写成,收录西哲交友格言一百条,李贽读了,也许就想到了何心隐,请人誊录多份,散发普及于湖广门下。次年,李贽居山东济宁,利玛窦由运河北上,路过此地拜访李贽,谈他去北京的事情,李贽请漕运总督刘东星来商量,一起审阅了利玛窦在南京请人拟就的上呈皇帝奏表,以为不妥又另写一份,然后,又写了几封推荐信,托在京宦友照料。利玛窦庆幸说,这份奏表还有这些推荐信,在京师开门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中,李贽称利玛窦为“利西泰”。这是按照中国文化以地望尊称名人的传统来称的,因为利是“大西域人也”,故称“西泰”。

从“西泰到中国”,李贽说有“十万余里”,他还是在用中国史地的西域观来看“西泰”,显然,这位“利西泰”,没拿世界地图给李贽看,李贽当然不知道有好望角,更不知利玛窦是沿着大西洋南下,绕过好望角,这才进入印度洋,最后到达印度的。所以,李贽在介绍“利西泰”时仅说一句“初航海至南天竺”,还说“已走四万余里矣”。

在地理知识上,这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来路没搞清楚,路程当然也就错得离谱,总共“十万余里”,也就那么一说,不知他有何依据,更何况从西泰到天竺——印度,先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才走了“四万余里”,而从印度到中国,同在亚洲大陆,边境相连,却道还有约六万余里,这样的世界观,那真是糊涂账一笔。

作为一个明代学者,那时不知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来路,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若不知从印度到中国的来路,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少《大唐西域记》总应该读过吧?碰到这样的问题,用心学的简易工夫来对付就靠不住,你再说什么“吾心即是宇宙”,也搞不清楚“西泰”的来路,不下点读书的格致功夫,就不知道天竺的去处。

李贽当然是个读书人,他好读书,也好著述,但就是不肯下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著作等身,可我们看他的作品,总的感觉还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余,知识性不足,他善于阐发思想,却欠了考证功夫,他用头脑行走于大地,却倒立着知识的空足。

地理糊涂,实有愧于先祖。李贽先世航海,明初,他的二世祖曾“奉命发舶西洋”,娶了一个西域女子色目人;四世祖也曾“引日本诸国入贡京城”,后嗣袭职,不止一世。他的祖父辈皆回教徒,他本人虽信仰不一,出入佛老,但其妻黄氏信奉回教。

出自航海世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不至于在“利西泰”的来路上闹笑话,由此亦可见李贽本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求知的欲望。他对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不感兴趣,连万历皇帝都感兴趣的世界地图他都从未提到过,至于“西泰”天文、历算、水法以及几何学等,那些激发徐光启求知欲的新学问,他也从未问起。也许,这就是黄宗羲不肯将他列入到《明儒学案》中去的原因。

他晚年出家,以他自己的方式做过和尚,可他对于印度佛教的历史,似乎也不闻不问,想当然的就认为,“利西泰”一定是到了印度才“始知有佛”。利玛窦初到中国,因其从印度来,便以天竺和尚自居,其实他在印度呆了四年,哪里做过一天和尚?即便他想“文化适应”一下,也没个地方让他“适应”去。利玛窦做和尚穿僧衣,是到中国后才开始,凡来中国的天竺人,都喜欢以和尚自居。

同为明人的张岱所著《石匮书·利玛窦列传》,就比李贽说得要清楚,他先说地理:“利玛窦者,大西洋国人,去中国八万里,行三年,以万历八年始至,自彼国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摇橹,茫无津涯,惟风所之。数万里而达海南诸国,自海南诸国又数万里而达粤西。”这样说来,虽然也不知道什么南半球、北半球以及好望角什么的,但经他轻描淡写一下,就画出眉眼来了,不至于像李贽那样模糊。

说完地理,再讲国家,他说利玛窦“自言其国广大,不异中国”,总计“有七十余国”,各有国主,共尊一个“教化主”,那“教化主”,也就是罗马教皇了,利玛窦说,教皇能废置诸国主,以教会齐民,“严事天主”,这样的国家,其实就是个大一统的天主教国家。

对于天主,张岱是这样说的,“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无父”。这样的说法,显然对“天主”有误解,把救世主耶稣当作天主了。也许利玛窦传教,采取了耶稣优先的立场,重在宣讲耶稣来历,此由耶稣会性质所决定,但舍本逐末竟然把天父搞丢了,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迎合中国士人,利玛窦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来解读圣母的“圣灵降孕”,结果,却被张岱之流读成了“天主有母无父”,没有天父,哪来天主?

张岱尽管读错了,但其目的是想搞清楚。而李贽就从来没想过要搞清楚“利西泰”原来的那些事。他感兴趣的不是“利西泰”带来的东西,而是这位“利西泰”在中国本土如何被汉化的,对此,他津津乐道,说“利西泰”到广州以后,“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于是,住下来,“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干什么呢?读书!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拜师访友,“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他把这位“利西泰”当做汉化的文明成果来欣赏,叹曰:“是一极标致人也”!

但他对这位“利西泰”来中国的目的还是存有疑虑,他与之“三度相会”,发现此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还说,“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刚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意即以中国士人标准论,此人心蕴亦如古镜照神,美得深沉。

李贽有洁癖,眼里容不得沙子,但凡能入他眼的,须得一尘不染,都是极品之人,他看好利玛窦,但又觉得有隔阂使他难以看清,那是因为他心里还隔着一道夷夏之大防的门槛,心扉半开半掩,所以,面对利玛窦,他忍不住要问“不知到此何为”?

是啊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意欲何为?看来,他们虽然“三度相会”,思想上却未有深交,李贽那块异端思想的逆鳞,利玛窦岂敢轻易触碰?更何况,两人的气质也大不相同,李贽趋于异端,犹如基督教里异军突起的新教,利玛窦坚守正统,更倾向于作为官学的理学,道不同不相为谋,气质不同则难以深交,所以,他揣测“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他猜得没错,可他又推翻了,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太愚蠢,而利玛窦是个聪明人,是个比中国士人还要“标致”的士人,所以,他又认定“恐非是尔”。

中西会通,孔耶同源,那些问题李贽没有想过。这在利玛窦,不过是一种传教策略,在中国,则引出了一场学术范式的变革。

汉唐以来佛教的传入,曾带来过一次古代学术的变革。而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则带来了另一次近代性的学术变革。李贽面对到来的学术变革,思想上缺乏敏感性,他本可以迈出第一步却没能迈出去,是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道名教的坎。

正是那道心坎,使他就觉得衣冠儒士“利西泰”,并非真是名教中人,疑其欲以天主教义取代周孔之教。事实上,正是如此,如果李贽知道利玛窦想把万历皇帝发展成为天主教徒,要把中国变成罗马教皇大一统治下的天主教国家,那他会说什么呢?

李贽的名教分寸

李贽此人,人多目之为“名教罪人”,难道他还会为名教而斗争?

是的,他会。也许第一个站出来为名教拼命的就是他。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他成为了“反名教的思想犯”呢?他不是为反名教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吗?

说李贽反名教,这话没错,但要看他怎样反,从哪里反。反,有两种,一种是从内部反,属于名教内部的思想斗争,这叫做改良。还有一种,与名教对立,从外部反,要取消名教,那就不是改良,而是革命了。

李贽的异端,是名教内部的异端,若以理学为正统,那么心学就是异端。心学与理学的斗争,是名教内部争正统的斗争。李贽反程朱理学,但不反周孔之教,他以周孔之教作为名教的代表,而非以孔孟之道,何也?此中大有讲究。孟子是理学推出的圣人,汉儒尊孔,始立《五经》,宋儒崇孟,再立《四书》,《四书》是儒学,而《五经》在儒学之前就有,孔子述而不作,非《五经》作者,作之者谁?岂非周公乎?舍周公其谁也!故尊《五经》者,言必周孔之教;重《四书》者,不离孔孟之道。

李贽尊《五经》,称周孔,于周孔之中,尤尊周公,所以他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除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原则,还有就是有着周公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

他对于名教的改良,不光冲着理学,还针对孔子,不但程朱的格局小了,连孔孟也不够,要有周公保底,名教的根本才能立得住,才能开创新历史。因此,名教要“致广大”,就不能只有理学,只有孔孟之道,那样的话,学术作为公器,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就会将古往今来许多英雄豪杰、仁人义士都拒之名教门之外,可不,就连他最喜欢的苏东坡及其所代表的蜀学,都被朱熹之流逐出了名教,如此作为,名曰纯儒,实乃忘祖。

谁是名教之“祖”?非程朱,亦非孔孟,溯其源本,当为周孔。周孔之学,虽以儒学而一脉相承,却非儒家一言所能涵盖,为什么?因为周公与孔子相距甚远,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代表,周公代表了殷周以来的王官之学,孔子代表了春秋以来的诸子之学,一回到周孔,名教就大了,就不仅仅是程朱理学和孔孟之道的道场,而且向着诸子之学和王官之学敞开了门户。

王官之学包含了《五经》,确立了中国上古思想的两大纲领,一是殷人“率民事神”,另一是周人“敬天保民”,其中,就有个“上帝”来与“天主”对应。

李贽要让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在周孔之学里复活,在新的名教里重启。不光是圣人之学的名教,还是赤子之心的名教。其中,平等最重要,他主张,圣凡平等,男女平等……有人说,他的平等思想有可能受了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的影响。影响的蛛丝马迹当然可以找到,但你若要去问他本人,他肯定不会承认,因为中国传统里有的是平等思想。儒教有“人皆可以为圣人”,佛教有“众生平等”,他的平等思想里当然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还不至于使李贽成其为李贽。使李贽成其为李贽的,是基于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平等。

李贽认为,人人“为我”,天经地义,此为“童心说”根柢,是人的个体性宣言,而“兼爱”,则超越了家与国的局限,直奔天下无差别的人类普遍之爱而去。从杨朱“为我”到墨子“兼爱”,就是从人的个体性出发走向人类性,是人性超越家与国的樊篱,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约束中解放出来——“出家”。

不出家,人就不能认识自己,成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体。但出家,也不一定非要出世,不必真要做什么和尚穿什么僧衣。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出家,让自己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个体,当你一旦成为了独立的个体,那时你就真正懂得“朋友”是如此的宝贵。

三纲之车,载忠臣孝子,沿家国之路,只能驶往家天下;五常之舟,放诸四海,亦惟有朋友一伦,能以“兼爱”通往“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尚同”。治国,不妨忠臣孝子;平天下,要靠朋友。这也就是李贽为什么要写《何心隐论》,写得一往情深,而利玛窦吸引他的,亦非《天主实义》而是《交友论》了。

他要在周孔之学的基础上,以“童心”为根本,“朋友”为中心,不仅重启杨、墨,用“为我”与“兼爱”刷新名教,同时,还在名教中保留了功利主义诉求。

他给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留了名位,在《史纲评要》中,他责问孟子,“何故不许梁王说利”?并称赞那些“人性好利”论者,如商鞅如申不害,都是好汉一条;夸那不仁不义的吴起,“自是好汉伎俩”;赞扬李斯废封建,置郡县,对历史的贡献,是那些“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对于韩非,他则断言如若韩非“得用,定不在李斯下”;对于“始皇出世”,他更叹曰“天崩地圻,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在《藏书》里,则说是“千古一帝”。

他这样自相矛盾,倒像那马基雅维利,怀里揣着一本如狼似虎的《君主论》,可心中偏还有个共和国。李贽满脑子是非、成败、得失,却又要牢牢抱着他的“童心说”。

他相信,若论名教本体,不但诸子之学,就连利玛窦《天主实义》,都能纳入周孔之学里。但儒术却容它们不得,汉儒排斥诸子,宋儒连汉儒也要排斥,还美其名曰“纯儒”,本来还有佛、道,可以三教合一,但宋儒也还是容不得,一如孟子“辟杨墨”,宋儒排佛老,一一排挤出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三教九流思想共和之道改造纯儒的名教,还有名教与天主教也要思想共和。但共和之道,他还没想好,本该与利玛窦一起探讨,可利玛窦非名教中人,而他自己还横亘着一道名教的心坎,于是,这事儿就只好等徐光启来做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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