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美德——读《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田方萌2020-09-21 16:42

田方萌/文

我到学者家中做客,总喜欢瞄几眼人家的书架。一是为了看看哪些书人有我无;二是为了了解书的主人,一个人买什么书,读什么书,比他的外表更能体现其人的品性和志趣。我认识唐小兵兄有些年了,尚未到他府上打扰过,也无缘参观他的藏书。可喜的是,小兵最近不仅公开展示了他的书架,还把书架上的藏品写成了一本书。

阅读的标准

小兵兄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所谓术业有专攻,他的新作《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本不应由我这个搞社科的人评说。不过,吾师郑也夫先生曾言:“历史学就是研究过去事情的社会学,社会学就是研究今天事情的历史学。”可见历史学和社会学是相通的,社会学中有历史社会学的分支,历史学家也借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历史,我与小兵也可算是广义的同行吧。

随便走入国内某座稍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不说汗牛充栋,至少可以摆满几架。小兵从中挑出二三十部佳作,“让自己屏心静气沉潜进去”。他评阅的论著作者包括阿伦特、狄百瑞等外国学者,陈寅恪和吴宓这样的“老清华”,葛兆光、王家范等当代学人,以及林毓生、叶文心等海外学者。我想小兵的选书标准侧重历史研究的学术和思想品质,他评价的作品都具有深厚的学理传承和知识积累。我不敢说它们以后都能成为经典,但肯定属于一时之选。

古人说“敬惜字纸”,在祖先们眼中,阅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我童蒙初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人们还把看过的报纸保存起来。后来,阅读变成了一种私人的兴趣爱好,就像下棋或打球一样。读者们成了小兵所谓的“自我决断阅读趣味的个体”,追求转瞬即逝的快感,谁还记得上一盘棋的残局?可棋类有段位,球类有规则,甚至跑步都可以计里程,阅读可有里程、规则和段位?

小兵在新作中对当下的阅读文化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他叩问阅读的意义:“阅读的首要目标是追寻当下的快乐,还是丰富对世界的认识,滋养自我的心灵,锤炼思想的能力?”在他看来,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因而应当是“严肃的”。小兵所说的“严肃阅读”主要指两点:按品质标准选书,以诚敬心态读书。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要多么严肃才称得上严肃阅读?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我心目中最严肃的理论著作。多年后,我读到美国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对波普此书的评价:“这根本是一部不应当写也不应当发表的著作……这本书是厚颜无耻的、一知半解的废物。”沃格林近乎谩骂的苛评或许反映了他与波普之间的巨大思想分歧,不能因此否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严肃性。不过,我想小兵也承认,世间依然存在比他列举的佳作更严肃的史学著作。

因此,严肃阅读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而是一种追求认识深度的努力。中学生读王小波已称得上严肃,大学教授如果只读福山或福柯,可能都会被同行讥为浅薄。小兵在书中引用了殷海光的书信:“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话虽如此,没有人一出生就是知识贵族,一个人的学问境界必须经由后天的不断努力达到。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总有一些更伟大的著作等待我们去阅读。就像攀登高山一样,坚持循序渐进拾级而上,不肯知难而退或原地打转,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种阅读的美德。

阅读的场域

小兵的博士论文题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公共空间”是论文的关键词之一。他的一本文集名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也具有较强的空间感。相对于“空间”,我更喜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概念。“空间”有点物理学的味道,“场域”虽然带点儿学究气,听起来更像社会舞台。阅读的空间是由大大小小气质各异的场域组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也可以看作一部阅读的场域变迁史和互动史。

那碎片化和娱乐化的阅读场域是何时出现的?小兵将其追溯到清朝末年:“……自晚清经典逐渐淡出读书人的生活世界,慢慢地就是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小册子或者一些口号式的政治读物在抓取青年人的心灵。”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所言,这种文化无政府的状态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症。小兵也所见略同:“……对于严肃文化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的形成……进而导致一种僵尸社会的面貌。”

如果公共文化只是温吞吞的,或许还不值得我们过于担心,更可怕的是它走向了激进化。中国的舆论场在晚清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传统的清流逐渐被淘汰出局,媒体知识分子主导了言论风向。相应地,评论的文风也变得恣肆和骄嚣,就像历史学家杨国强说的:“知识人既少自主的理性,也少立言的责任意识……”

针对当时的言论风气,政治学家萧公权批评道:“……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褊狭之病……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见。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类似小兵对今天自媒体世界的描述,基于报刊平台的阅读“往往更追求一种即时的、显著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果。”

在小兵看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大学校园才是比较理想的阅读场域。他在书中描绘了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留学环境和英国思想家伯林在牛津大学的日常生活。两人日后之所以成为大学者,是与他们年轻时一同论学问道的朋友们分不开的,因此天才总是“成群地来”。

我们今天之所以追怀民国学人,部分是因为现在的大学校园并非理想的阅读场域。在强调“学科意识”的量化考核时代,校园的学术风气岂止是斯诺说的“两种文化”,而是支离破碎的N种文化,即使一个学院里的同事也难以进行研究上的交流。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尽管论文篇数和引用量迅速增长,追求智识生活的学人则被边缘化了,严肃阅读也变成了少数师生的亚文化,更多见于正式教学和研究之外的读书会里。

这样的读书会仍然具有它的重要意义,今天在中国思想界活跃的李猛和渠敬东等社会学者,上世纪九十年代都曾参与北大各院系学生组成的福柯读书小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相互砥砺的同伴。若想实践严肃阅读,我们需要建立和参与适于这种生活的场域,至少与自媒体和报刊的世界保持距离。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种阅读的美德。

阅读的斗争

人们通常将阅读爱好同静止联系起来,其实阅读中充满了动感,甚至导致“灵魂深处闹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我自己的阅读史也是一部个人思想的斗争史。我可能天生长着“反骨”,掌握一种理论后,就希望看到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德国思想家赫希曼说他具有“自我颠覆的倾向”,类似的倾向也让我不时处在一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心理状态下。这应该就是小兵所说的“有抵抗感的阅读”,即“对阅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颠覆”。在此意义上,严肃阅读必然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阅读。

就我的理解,小兵所说的“抵抗”并不是指抵抗与自己观点相异的立场,而是抵抗思想的惰性。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这样批判过思想的惰性:“人们并不怀疑自己的立场,将它看作绝对(正确)的,却认为对方的想法只是缘于他们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有鉴于此,我很欣赏小兵在几篇文章中将对立的观点同时介绍给读者,让他们自己来评判哪一方更有道理。这正符合社会学家陶孟和的教育观:“教育不是传布偏见,不是灌输学说,乃是解放幼年的心灵,发展他自己的判断力。”

过去人们常常以为,有了言论自由,就了自由言论,其实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言论自由的概念容易理解,什么是自由言论呢?萧公权解释说:“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简言之,就是陈寅恪讲“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自由言论的表达者相当于柏拉图“洞穴譬喻”中那些走出洞穴,或尝试走出洞穴的智者。小兵将洞穴与鲁迅笔下的“铁屋”类比,似乎不大妥当,后者更多指向压制言论的黑暗体制,而掀翻铁屋并不意味着走出洞穴。

通过严肃阅读,进行判断力方面的训练,正是为了走出洞穴,产生自由言论,从而改善舆论环境的生态。《书架上的近代中国》多次提到自由、平等、民主和多元等现代价值,这些都是重要的公共价值,也都有可能因滥用而导致祸患。从自由到放任,从平等到激进,从民主到分裂,从多元到虚无,这些倾向不只是摆在书架上的历史教训,也是有些国家活生生的现实。在阅读的斗争中反思种种价值和言说的优劣,由星星点点的微光指引,找到走出洞穴的路径,成为一个拥有自由思想的人,这是我想说最后一种阅读的美德。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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